內湖小燈泡被殘忍殺害一案，先前嫌犯張男因《兩公約》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無法被判死而是被判無期徒刑，這讓一樣身為法官的張升星痛批，該案的判決和法官自相矛盾，並且詳細解釋矛盾之處，還直言不適合的人就別當官了！

他認為，整個判決最為可議的就是《兩公約》 (分別是《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規定精障者不能判死。雖然判決先是義正詞嚴的說「被告犯罪手段極為兇殘，自屬得科處極刑之『情節最重大之罪』，經評估再犯風險仍高，自無法輕縱。」

再者，美國和日本的國家人權報告也沒有國際法的效力，人權委員會因為尊重國家的主權，所以美國對精障者執行死刑表示「遺憾 (regret) 」，對日本是表示「關切 (concern) 」，但是台灣的法官卻「硬拗變成具有拘束力的『解釋意旨』」，讓他想問國際法的法理基礎在哪？並且怒批「這不是鬼扯，什麼才是鬼扯？」

另外他也指出，R.S控訴千里達與托巴哥一案，被告的辯護律師在審理時並沒有提出有關精神障礙的抗辯，而是在執行死刑之後才提出，並且認定是違反《公政公約》第7條「禁止酷刑」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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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小燈泡一案判決卻是認定：「被告雖為罹患思覺失調症之人，惟其行為時之辨識能力、控制能力均與常人無異，故無從適用《刑法》第19條規定不罰或減輕其刑」，這讓他認為根本不能相提並論，先是說因為被告犯案時思慮正常所以不得減刑，之後卻又認為被告有思覺失調症，所以不得判死，是自相矛盾的判決理由。

如果判決理由是依照公約「禁止酷刑」，那換句話說《兒童權利公約》在國內一樣具有法效力，其中規定「定締約國應予保障兒童固有之生命權」，因此《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對兒童犯罪「必須」加重刑責，法官卻認為要排除死刑。他也說如果先不論各種國際公約的施行法，但同屬法律位階，為什麼《兩公約》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才是人權公約？而《兒童權利公約》就不是？

張升星痛批法官拿著沒有法律效力的文件當做藉口，宣稱是受到限制才被迫判處無期徒刑，在他眼中完全欠缺直視問題的專業擔當，如果法官真的認定被告因「思覺失調之妄想驅動殺人」，則可以依《刑法》第19條減刑，而不是錯誤詮釋國際公約。他也言重的說「精障不得判死，智障不應為官。」

在1989年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Penry v. Lynaugh一案，認為對精障者判死並不違反《憲法》第8修正案「禁止酷刑」之規定，只是因為量刑無法斟酌被告的心智狀態，所以幾度被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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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02年，聯邦最高法院在Atkins v. Virginia一案卻改變了見解，以「成熟社會進步的演化標準」為理由，認為對精障者執行死刑是違反《憲法》的。以此為例，讓他感慨「基於對本土法制的深刻理解與合理詮釋，毋須挾洋自重地托辭於國際公約，這就是先進法治與落後民粹的差異。」

來源：蘋果即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