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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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之心
我們看到一個老榮民的背影,刻薄者稱其「中國難民」,勢利者認定他們「底層窮人」;有多少人在一個榮民擦身而過時,想到他所屬的時代悲涼,感念他們的奉獻與卑屈,反省我們的殘酷與冷漠。 「同理心」的建立如此匱乏,小從家庭內部的親情,職場彼此的互動,擴及社會不同群體。世間有這麼多的兄弟鬩牆、社會仇恨...因為「同理心」,不是我們的本性,也不是我們社會教育的主題。 我們的本性是觀照自己,不是理解他人;我們的本性在不知不覺中自私且無情;除非透過反省、經由學習,承認且意識此種「人性的匱乏」,我們的本性才能儘量避免「平庸之惡」。是的,平庸之惡,當我們將人性停留於直覺的平庸時,我們的本性便會惡罪其中。
我們甚至不會自覺,理所當然。 這是著名的學者、也是我研究所第一任校長漢納鄂蘭對極權主義起源的精準描述。人,不用太壞,只要沒有為他人設想之心,只要愚魯且自私,便可能成為邪惡之人。 而克服這種人性之惡的方法,正是「同理心」。 我人生第一個同理心的「大事件」,來自外婆的重病。
十一歲之前,外婆對我的疼愛照顧,無微不至,直到她突然心臟腫大,住進了台中中山醫院加護病房。 那是某一個傍晚,外婆突然喘不過氣來,四阿姨一看不對勁趕緊帶著外婆住院。我看著救護車呼嘯,笛聲回鳴,好像準備穿透我的一切,永恆隔下一道分割線。 之後,我又跑又走了約莫三十分鐘的路程(在那之前,我出名也可笑地連過街都要大人牽手才敢過街),經過了十幾個紅綠燈,穿越了許多不熟悉的街道,不斷問路邊人:「請問中山醫院在那裡?」那是我的第一次「流浪」,我知道我往那裡來,却不知道自己的遠方有多沉重。我明白一個十一歲孩子在醫院裡不能做什麼,但是我必須抵達那裏,那是我在人間惟一的依靠,她躺在隔著一個高牆厚門的病房裡...她正被急救,醫生說她可能度不了。
我不是一個節儉的孩子,外婆給多少零用錢我從來只有透支,沒有存餘。深夜,茫然地回家,口袋只有五塊錢台幣,飢腸轆轆,到了家門對面的面攤子,下意識走進去,點了一碗陽春面。 面攤老闆是一個外省退伍老兵,煮得也桿得一手好面;外婆疼愛我,常常瞞著阿姨們帶我至面攤子點魯蛋、海帶芽、滷豬耳朵,加一碗陽春面。那個深夜,老闆看我一個小孩走進來只點陽春面,便慣常地問:「滷蛋?」我平靜回答:「不要。」 第二天,中午當然沒有人幫我準備便當,正在長大的孩子,到了下課放學,已飢餓難忍。
又走進面攤,問老闆:「我可以只要半碗陽春面,付一半的錢嗎?」我的聲音平靜,表情更平靜;可能自小倔強,做任何事遇任何狀況都不輕易流露情緒吧!老闆想了一下:「好。」沒有多久,他給了我一整碗陽春面,我愣了一下,因為我狐疑他耳朵是否聽不清,而且我口袋鐵定付不出一碗陽春面的錢。沒敢動筷子,走到正熱騰騰煮面的攤子,我拉拉他的手,「老闆你搞錯了...」他立即以濃重的四川鄉音回答我:「妳先吃,我忙,待會兒再說。」我坐下來,還沒吃完半碗,老闆突然扔了一個滷蛋到我碗裡,轉身又走了。 我靜靜坐在那裡,想等他忙得告一段落,再問怎麼回事。約莫黃昏五點,客人少了些,他走過來問我:「小女孩,妳的外婆呢?」我據實以告。他立即說:「妳以後天天來,外婆會好起來,妳不要怕,她回來了,我再和她算錢。」 那一夜我的三阿姨從台北趕回來探外婆,我趕緊告訴她我欠面攤老闆錢的事,她當晚帶著我向面攤老闆致謝,並還了錢。隔幾天面攤老伯伯告訴我,自己十六歲就在田裡被抓伕當兵,一路打仗逃難,就靠許多不認識的人一次又一次接濟...才能活到今天。「你這女娃兒聰明,好好讀書,孝順外婆。」 十一歲的我沒有太多同理心,受到一個中國戰亂孤窮老兵的照顧;我沒明白,當他說「好好讀書」,因為他沒有讀書的機會。當他囑咐「好好孝順外婆」,是因為他被迫和父母離散,已無孝順的機會。那孝順叮嚀是遺憾,是另一種想家的表達,是深沉的嘆息。 四川外省面攤老闆在我們這個本省家庭口中,一直以來綽號就叫「老芋仔」。芋仔是一種不需要施肥的根莖植物,扔在那裡就長在那裡。長相不好,烤熟吃起來卻甜甜鬆鬆,削皮時手摸著,有點發麻。滿山遍野,只要挖個洞,就可找到幾顆鬆軟芋仔。芋仔命賤,「老芋仔」型的外省人,命也薄得很。過去光顧他的面攤無數次,我們沒人關心他從中國大陸哪個省份來,怎麼和爸爸媽媽失散,好似他是個石頭蹦出來的怪物。他在我們生命中的意義,只有陽春面特別便宜好吃,一個夜市裡搭個違章建築從早賣面到晚,白天也蜷曲攤門睡覺的孤拎攤販。 外婆後來果然安然回家,牽著我向「老芋仔」面攤老闆致謝。一年後,有天面攤門口特別熱鬧,原來娶親了;姑娘從梨山山上買來,清瘦嬌小的女子,沒隔多久也生了小孩,小姑娘常背著小孩在攤前燙面;面攤老闆難得經常帶著笑意對人說話,這遲來的幸福,滋味應該特別甜。 我之後常常特別光顧面攤,標準菜色「陽春面加滷蛋」,像一種感念儀式。幾次聽到他在旁邊教太太,面要煮得好,放下去的時候,得立刻撈起來,再擱回去;千萬不能一次燙太久,否則湯糊了,面也爛了。 有天面攤老闆不做生意了,關了門,哭嚎的聲音,穿透薄薄的夾板,凡路經夜市的人都聽到。隔壁雜貨店老闆娘轉告外婆,「老芋仔」梨山小老婆跟人跑了,兒子也帶走了,還把他長年積蓄、擺在床底下的現金全偷個精光。我望著緊閉的門,有幾次衝動想敲大門;但又覺得突兀…就這樣過了三天,老芋仔上吊自殺了。上吊時,繩子掛在違章建築樑上,臉就對著後牆的蔣介石遺照。 這是我的第一堂「同理心」之課,我的「同理心」導師,我不知道他識不識字,上了多少學,我甚至寫不出他的全名;但他教導我的「同理心」之課,我終生深刻難忘,恩情似海。他的故事以如此悲慘的驚嘆號結束,更令我難以忘却他曾在我寂寞困難時給我的溫暖。 他是個小人物,而他的一生,在哭嚎中,在一切絕念中,在一切棄絕後也就結束了。屍體沒有送行隊伍,沒有人為他至少煮一碗面、丟個滷蛋送行...警察局、收屍者,一個卑微「老芋仔」,一朵比雲還輕的生命,走了。 他的身影,那些溫暖的囑咐,帶著鄉音的安慰,打破了我們家中許多長輩灌輸在我腦海因「二二八」事件而深植的族群偏見;也使我後來在參與的政治行動中,絕不同意任何族群的政治語言。當然也自然形成我曾與島嶼上熟識朋友們,重大的政治隔閡。 近日因某一事件,人們又談起了榮民,談起了那些被時代徹底犧牲的人。我想說的是:其實他們一直在我們身邊,每個人不管本省、外省人,富貴貧賤,都會遇見類似的人物。他們開計程車司機,當大廈管理員,在河床搬石頭做苦力,橫貫公路開通成冤魂...那些悲慘時代的卑微人物,一直在我們身邊。 而我們對待他們的方法,大半擦身而過;因為我們的社會不只沒有教導我們「同理心」;相反地,它教導每個人觀看的都是自己的、家族的、同一村落、或者同一族群的痛苦。 漢納鄂蘭論述「極權主義之惡」時,對此曾特別指出,那些信奉納粹主義的屠殺者,只是沒有深度,他們沒有我們想像的邪惡,單單只是「不願意設想他人的處境」。「因為所謂的人性,如果完全不設想他人的處境,會有非常嚴重的後果。」 同理心,知易而行難;甚至有時候教育體系的大道理,例如「民族」「愛國」恰巧是相反的「非同理心」,我們的「團結」來自於拒絕理解和我們處境不同的人;「我們」的認同,凝聚於排斥驅逐「他者」的行動。 同理心,不只要「捨不得」別人,更要「捨得」自己。不去苦苦追問自己曾經的痛,而設身處地理解別人的苦。 同理心,不需要偉大的理論,它是一種學習,一種徹悟,一種跨越人性的障礙,理解和你不同的人。 這個世界、社會、那怕一個小家庭都是由不同的人組合而成;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難處。我們在提出任何一項主張或結論時,至少要有一種警覺心,世界若由一個人、一群相同血統、或語言的人作主,這個世界一定有邪惡的排它性。 同理心,不需大道理,就是暫時放下自己,換位在他人處境思考…有時候它只是一顆滷蛋,一碗熱騰騰的陽春面。 同理心,不需要語言,它就是一個使自己變得更有人性的過程;如是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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