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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的癌痛患者都在默默忍痛,殊不知疼痛是癌症最顯著的信號,癌痛也是病,需要被治療
70的癌痛患者都在默默忍痛殊不知疼痛是癌症最顯著的信號癌痛也是病需要被治療原創nbsp三聯生活周刊n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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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的癌痛患者都在默默忍痛,殊不知疼痛是癌症最顯著的信號,癌痛也是病,需要被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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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的癌痛患者都在默默忍痛殊不知疼痛是癌症最顯著的信號癌痛也是病需要被治療原創nbsp三聯生活周刊nbs...

 


70%的癌痛患者都在默默忍痛,殊不知疼痛是癌症最顯著的信號,癌痛也是病,需要被治療 觀看數:82 人

 

2013年3月,伊朗德黑蘭,一位罹患乳腺癌的婦女臥床忍受著劇痛

“請給我來一針”

從2016年春天開始,每到夜裡10點,天津退休幹部汪剛的家裡都會迎來四個小夥子。他們是汪剛的親戚、晚輩與下屬,都是20多歲,年輕力壯。

“就像每天吃飯一樣。”汪剛對四位小夥子的到來早已習慣,甚至離不開。一到晚飯後,他就等待著四人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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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四個小夥子,已成了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救星。

“啊,疼了!”汪剛一聲大喊。夜裡10點剛過,他的腰椎發出一陣劇疼。以腰為中心,一股灼燒的撕裂感在汪剛體內呈放射狀遊走,痛點遍布四處,隔幾秒就疼下。聽到汪剛大吼,四個年輕人立馬將他抱住,兩人按住大腿,兩人捏穩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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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哪,他們就抓哪,以防痛點遊走。最疼時,他想著掙脫掉四人環抱直撞牆面,以疼止疼。但四人一直死死抓住滿頭大汗的他,直到兩三小時過去,疼痛漸息。

汪剛說,那是一種“千刀萬剮的感覺”,有種掉進冰窖的無助之感。他今年62歲,是腎癌晚期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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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腫瘤病灶增生,壓迫腰椎神經,下半身漸有劇痛之感。痛不規律,時長時短,多在夜裡襲來。長達半年裡,他無法睡上一個好覺,剛睡著,就被疼醒。

“他剛來的時候,都快截癱了,走路都困難。”汪剛的主治醫師、天津市腫瘤醫院疼痛科主任醫師王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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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醫14年來,他見過各式被癌痛折磨的病人:歪著脖子的、躬身捂腹的、渾身冷汗的。還有嚴重到下身截癱者,躺在擔架上被送到病房,卻無法讓人抬上病床,只有掙扎著自己爬,“只要稍微一碰,他就喊疼”。

這些都是癌痛病人。癌痛,即癌症疼痛。數據顯示,中國每年新發約380萬癌症患者,其中約62%伴有疼痛,在中晚期癌症患者中,該比例高達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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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蜘蛛織網一般,腫瘤生長擴散,壓迫周圍神經組織,病人漸有痛感。隨著病情加重,癌細胞向骨骼、神經及內髒等組織擴散轉移,晚期患者會成片乃至全身疼痛,無法進食、睡覺,連喘氣和翻身都成了奢侈。“癌痛已經是一種疾病了。”
王昆說。

疼痛有10個等級的劃分,多數中晚期癌症患者的評級都可達到7級以上。王昆的科室有26張病床,躺著的基本都是7級疼痛以上的。當記者在病房見到汪剛時,他右傾側臥在床上,翻身不便,這個姿勢讓他更舒服。被問及當時有多疼時,他毫不猶豫地脫口而出:“10級!”

10級有多疼?王雲是北京大學腫瘤醫院的一位護士長,她舉了一個例子:“比如順產生孩子和被開水燙,就是10級疼。”王雲在中西醫結合暨老年腫瘤科做了20多年疼痛護士。通常,她會讓病人自己評估自己的病痛,給一個從笑臉到大哭臉的表情評分,得到的都是7級以上的中重度疼痛哭臉。

與生孩子、被開水燙的短暫疼痛不同,癌痛是慢性疼痛,如果不加治療會越來越痛,對人的意志力是致命打擊。疼痛是癌症最顯著的信號,每一次疼痛加劇,都會使患者失去治療信心,焦躁、抑鬱接而襲來。研究顯示,有近25%的癌痛病人有嚴重抑鬱症,是導致自殺傾向的主要動因。

“很多患者,真是痛不欲生。”李萍萍是北京大學腫瘤醫院疼痛與症狀控制多學科協作組首席專家。她多年從事疼痛控制,見過許多患者痛得想要自殺,“不管是用什麼方式,我們都見過”。李萍萍說,疼痛如果不控制,患者很難繼續接受腫瘤治療,或者乾脆放棄治療。

77歲的李海蓉是肺癌晚期骨轉移患者,2008年發現腫瘤以來,她已生存10年,屬肺癌患者中的長壽者。即便如此,時而襲來的肩疼、脊椎疼仍每日折磨她:晚上她不能躺下,只有靠枕頭墊背坐睡,“能睡3小時就感恩戴德了”;哪怕是大夏天,睡前和醒後,她的第一件事都是去用熱水燙肩膀,維持高位的體溫。

“熱點會好受些。”在天津市腫瘤醫院的疼痛門診前,李海蓉對記者說。疼痛有時伴著全身發冷,當日氣溫約20℃,她卻裹著四件衣服來,裡面穿上了秋衣,最外麵包著兩層毛衣。裹得嚴實也不能減輕疼痛,她不時用手摸摸右肩,對著牆角撞擊。

一個月前,她的一位老朋友因肺癌去世。朋友臨終前疼得厲害,一疼就喊,慘叫聽得她心驚膽戰——到最後去世時,骨盆都疼得裂開了。而30年前,她一位同事的媽媽也因癌痛自殺。李海蓉一度也想過結束生命,來到疼痛科就診前,她曾問過此前的醫生:“有沒有那種藥?請給我來一針,讓我沒有痛苦地離開。”

“如果生命都是天天這樣活著,有什麼意思?”汪剛也有過這種想法。但後來他一想,自己退休金過萬,太多了,得給成家了的女兒留著,能活一天是一天。“我要是一個月三四千塊的退休金,我現在肯定就死了。”

退休前,汪剛是天津某機關單位的正處級幹部,負責偵查工作,立功數次。他幾十年如一日在前線,精神狀態常常高度緊張。2011年,好不容易快熬到退休,眼瞅著能享受輕松生活了,他卻在單位體檢時查出腎上有腫瘤。當年9月,他做了左腎腫瘤切除手術。2015年復發,發現腫瘤骨轉移,由此開啟夢魘般的疼痛之旅。

為了緩解緊張工作,汪剛的業餘生活十分豐富,能玩攝影,還能拉手風琴,在工作和生活中人緣不錯。原本,他打算退休後走遍全國各地,拍風光大片,再給朋友們拍寫真。但這已是他第二次來疼痛科了,癌症帶來的疼痛打碎了他所有退休生活的規劃。疼痛治療外,他靠服用靶向藥控制腫瘤。“我有點後悔那次去體檢了。”汪剛說,如果不是查出癌症,他還能無所顧慮地大口喝酒、大口吃肉。

“他還是過了兩年好日子的。”王昆說,2016年那次住院後,汪剛的骨轉移導致的神經病理性疼痛是被控制了的。控制好癌痛是改善生活質量的重要步驟,能促進抗腫瘤治療。無論是在綜合醫院還是腫瘤專科醫院,鎮痛治療門檻不高、手段趨於成熟,治療有效率可達70%~90%。但問題在於,目前很多人無此意識。“等送到我這兒,已不可收拾了,這是最常見的。”王昆說。

天津市腫瘤醫院疼痛科主任王昆(者也 攝)

“你老問我疼不疼干嗎?”

每周四上午是王昆的門診時間,一上午時間,他要看接近30個病人。10月11日的這次門診,他反復對不同的病人說:“這是觀念的問題。”“觀念一定要糾正。”這也成了後來他受訪時重復最多的話。

一個胰腺癌的病人攜著家屬而來。病人疼痛嚴重,進食困難。王昆仔細問後,建議及早住院治療。家屬一聽不樂意了:“疼是小事兒,瘤子才是大事兒。”——後來,王昆對著之後的病人說:“像胰腺癌那個家屬就是典型觀念錯誤。”

作為“眾病之王”,癌症已經成為中國致死率最高的疾病之一。腫瘤侵蝕人的軀體,也讓病人和家屬心理恐慌。一旦得癌,會力求治癒,以至忽略疼痛給患者帶來的身心折磨。有研究顯示,約70%的癌痛患者並未接受規范化除痛治療,在默默忍痛。

“你老問我疼不疼干嗎?趕緊給我治病啊!”作為疼痛科護士,王雲的工作內容之一就是詢問、評估病人的疼痛情況。查房時,經常有病人這樣反問她。她管理的病房內,30張病床約有一半都是癌痛病人。多年以來,這裡都十分安靜,很多病人疼得滿頭大汗、蜷縮一團,卻一聲不吭,只是讓加緊治療。王雲有時會感慨:“中國人咋就那麼能忍疼呢?”

“很多患者和家屬想的總是治腫瘤,而不重視疼痛。”陸軍總醫院腫瘤科副主任醫師劉慧龍說,癌痛也分為很多種,從廣義上講是“癌症相關疼痛”(Cancer Related Pain)。因腫瘤擴散直接導致的疼痛是其最主流,此外抗腫瘤治療而導致的疼痛也在其內,如化療、放療等引起的疼痛。而無論是哪種疼痛,都是越早治療越好。

疼痛是疾病的第一信號,是腫瘤患者走下坡路的重要啟動因子。如果飯吃不好,覺也睡不好,病人能對抗腫瘤治療有信心嗎?”王昆說,疼痛症狀出現後,如果拖延1~2個月才鎮痛,效果會很差。這是因為,癌痛對身體發生多次刺激後,體內神經會發生適應性變化,導致痛域下降,外周和中樞神經敏化,小疼隨之變成大疼,“比如從機制上看是5級疼,但病人的感受可能就是8級”。

很多“一碰就疼”的病人就是這種“敏化”。汪剛第二次入院前,堅持不讓妻子碰自己,翻身、起床都自己來,“只有一碰,就射到全身疼,跟開關似的”。李海蓉右手活動困難,無法舉起,每天也堅持自己更衣,靠著左手一點一點在袖子裡蠕動著攢進去。

“我之前想的是,人歲數大了,誰身體還沒點骨頭痛。”李海蓉此前也沒有主動治療意識,以為疼痛是為這輩子之前的勞累還債。她當過知青下過鄉,後從天津支援“三線建設”到四川工作整整20年,曾泡在冰水裡勞動過多個冬天。後來骨痛難治,才聽骨科醫院大夫建議來找王昆。

與李海蓉一樣,疼痛需要治療。耽誤鎮痛治療,甚至會影響到神經和正常功能,不乏嚴重者至截癱。汪剛差一點就截癱了,如果妻子強烈要求,他可能都不會去疼痛科的門診。而汪剛的對床,56歲的林源就沒那麼幸運了。他是肺癌晚期患者,3年前被診斷出來後,他當護士的女兒就在一直自己就職的醫院為其病情奔走,嘗試多種治療方案,下身最後依然癱瘓。

“腫瘤的根治,是醫生的最高追求,但也是最困難的。如果癌症能夠很容易治癒,大家的感受也不會那麼強烈了。”劉慧龍說,如果能將腫瘤控制、並減少病症,使癌症成為一種慢性病,社會也逐漸不會“談癌色變”了。“比如糖尿病就是治不好的,但如果將血糖控制在一定范圍,那病人該活80歲,還是會活80歲。”而多數情況下,以藥物治療為主的鎮痛治療,與正常抗腫瘤治療並不沖突。

“帶瘤生存”已成為醫學界的共識。“腫瘤目前還不應是有和無的問題,而是發展與否的問題。”王昆很喜歡舉的一個例子,就是肺癌生存10年的李海蓉。記者剛剛敲開走進他的門診室,他就指著來看病的李海蓉說:“你先跟張奶奶聊聊,她是非常典型的患者。”

2001年,李海蓉老伴患肝癌去世。那一年她59歲,為此傷心抑鬱許久,7年後自己也被查出癌症。年輕時,她“家庭成分”不好,沒上大學,去了天津某國有廠幹了一輩子,家庭條件有限。當年支援“三線建設”,也讓她“欠下一輩子還不上的感情債”。當時家中1歲多大兒子被留在家裡,至今與她關系不好。癌症復發後,她除常規用藥外,再無其他治療。

“我這歲數,就別浪費國家資源了。”說這話時,李海蓉臉上雖帶著笑,但也能感受到背後的心酸。腫瘤治療需要人陪,但家裡很少有人陪她。兒子們都是普通工人,醫保也能覆蓋大部分藥費,李海蓉不想再添負擔。手術前一天,她才讓兒子來的醫院。

孤獨地自食其力,這對這位老人來說是一種常態。2008年她突感胸腔不適時,是在公交車上——為了排解孤獨,她每天會乘坐公交車,從家裡做到終點站,再從終點站坐回來。兩年前,自認“倒黴了一輩子的”的她還被查出腦梗。她自嘲這說,當時第一反應是:“還不錯,腦梗比腦瘤好。”采訪後,她對記者說:“能跟你說這些,我真高興。”

基於李海蓉的例子,王昆認為,“帶瘤生存”並不可怕,會是一種基本趨勢和原則。這麼多年總結下來,他認為,凡是存活時間長的患者,一定是對病情了解、對症就診的患者,“心態尤其重要”。而往往最能影響病人心態的,就是疼痛是否持續存在。

嗎啡的另外一個常用場景是戰爭中

為藥正名

疼痛需要被緩解,甚至治癒,而當前,針對疼痛最主要的治療手段仍然是口服藥物。

在上世紀90年代起,中國開始推動癌痛“三階梯”止痛治療,以1986年世界衛生組織確定的用藥“三階梯”為指導原則。“三階梯”,即根據癌痛的輕、中、重度等級,選擇相應強度和療效的止疼藥。當疼痛達到中度及以上時,就可根據病情使用阿片類藥物。2011年,原衛生部也印發《癌症疼痛診療規范》,推廣癌痛規范病房項目。

阿片類藥物,是指從阿片(罌粟)中提取的生物鹼及體內外的衍生物,與中樞特異性受體相互作用,能緩解疼痛,產生愉悅感。它的一種重要成分是為人熟知的嗎啡,另一個更廣外人知的名字是鴉片。

“阿片就是鴉片,兩者屬同一詞源(Opioid),只是翻譯不同。”劉慧龍說,之所以翻譯不同,也是考慮到鴉片戰爭對中國人心靈的沖擊和影響。那兩場發生在兩個世紀之前的戰爭,至今仍讓此類藥物在醫藥界的推動困難重重。2015年,因為對患者使用嗎啡,陸軍總醫院腫瘤科醫生張建偉甚至被家屬告上法庭,案件審理兩年,引發中國醫學界關注,最後醫生勝訴。

基於對成癮和副作用的恐懼,很多病人都表現出對阿片類止痛藥的抗拒。李萍萍曾遇見無數個病人,門診的時候看著能治,就開了止痛藥,結果病人還一直疼。她後來打電話直接到病人家裡,問:“開的藥吃了嗎?”病人答:“上網搜了下,怕成癮,不敢吃。”

“是藥三分毒啊,我這藥,盡量少吃。”李海蓉就是這樣的病人。王昆給她開的嗎啡,要求一天三片,她只吃一片,最多兩片。如果肩部還疼,她要麼撞牆,要麼忍著。她當時看了藥物說明書後問王昆:“能不吃嗎?”王昆說:“不吃不行,少吃可以。”

王昆十分無奈。他說,經過多年宣傳,很多病人已不抗拒嗎啡了,但關鍵是增量上不去,“只要一上增量,他們就怕成癮”。多年臨床經驗告訴他,嗎啡的確可能有頭暈、惡心、便秘等副作用,但規范化應用下,醫源性成癮可能性很小。劉慧龍表示認同,“使用嗎啡止疼成癮概率在萬分之五以下,比出車禍的概率還低”。

王昆解釋說,容易成癮的是高脂溶性藥物,依賴快速起效的給藥模式。“比如一下子吸進去,血藥濃度急速上升。”王昆說,從目前的情況看,嗎啡還是最中性的藥物,經過口服或透皮貼劑按時給藥,可避免出現過高的峰值血藥濃度,並且使血液中的活性藥物濃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動態平衡,能在止痛的同時,降低成癮風險。

但對嗎啡的認知誤區,並非僅來自病人,也有基層醫生。劉慧龍知道的很多基層醫院,乾脆不進這類藥物,病人有需要就讓到別的醫院看。“甚至還有很多大醫院的非腫瘤科醫生,一想到鎮痛就注射杜冷丁,實際上它的效力只有嗎啡的1/3,還具有很明確的神經毒性。”

多數病人來到疼痛科就診時,已錯過了最佳鎮痛時機(者也 攝)

在癌痛鎮痛相關的醫生圈,有種“嗎啡無極量”的說法,即針對病人的癌痛症狀,可不限劑量使用嗎啡——這也從側面說明了嗎啡的安全性。以鹽酸嗎啡注射液為例,說明書中,皮下注射成人劑量是一次20mg,一日60mg,劉慧龍有時遇見頑固性疼痛難以緩解的病人時,一天能用到200~400mg。口服藥亦然。

曾有一個膀胱癌晚期的病人,疼痛難忍,卻鎮痛不足。送到病房時,家屬告訴他,病人在家裡已出現兩次實質性試圖跳樓舉動,家屬死死抱住才把他從窗口拽回來。家屬已知治療無望,送到醫院只為姑息鎮痛。

劉慧龍給病人服用嗎啡,並逐漸加量。嗎啡口服藥一天劑量60mg,病人此前在其他醫院只吃30mg,劉慧龍一直加到一天400mg,才控制疼痛。但之後,病人出現嗜睡,多個小時過去還沒醒來。家屬的焦慮詢問下,醫生們也商量著是否給病人用解救藥納洛酮解救、催醒。劉慧龍最後忍住沒用,“嗜睡總比不睡好,能讓病人得到休息,而且納洛酮副作用更大,病人會很快清醒,接著爆發劇痛,這個對病人打擊更大”。最後病人醒來,疼痛緩解,吃下飯也能睡著覺了。

對如何用藥,還有其他哲學。王昆認為,可據時間提前給藥,讓疼痛變得可以預防。“因為如果晚上被疼醒,對病人來說會是非常大的打擊和消極信號。”

“藥物起效的治療窗口有時間差,有些是30分鐘,有些是60分鐘,所以即使吃了藥,有些病人並不覺得好。如果按作用時間給,濃度永遠維持在最低限度上,就不會感覺疼。這是早期鎮痛最有價值的思路。”王昆說,好的使用鎮痛藥物的方法是按規定的藥物間隔時間定時給藥,而不是疼痛出現後再服藥。

汪剛就是“按時給藥”的遵從者。王昆給他開的嗎啡口服藥,他有時不管疼不疼,晚上睡前都會來兩粒。要出門辦事或復診,他即使不疼也提前吃兩粒。到了疼痛作用時間,他就不會感覺疼。他說,自己在試著成為藥的主人,讓藥為他服務。

但藥物並非萬能,王昆和李萍萍認為,這是“三階梯”的一個局限。國家相關部門對嗎啡的管控一直趨於嚴格,近些年才將一次處方量從過去的7天開到14天,病人可將藥物帶回家裡服用,不用天天跑醫院。但並非所有癌痛都能靠藥物緩解,當藥物不靈時,就需介入治療,採用更專業的包括神經損毀性手術、射頻消融術、粒子植入等干預性治療措施。

“過度強調藥物鎮痛,沒有強調多學科,也是一個誤導。”王昆說,“比如很多病人都骨轉移了,如果天天喂他止疼藥,病人覺得不疼了,但是萬一哪天突然截癱怎麼辦?止痛藥有時會掩蓋病情,骨轉移應想到微創介入治療,而不僅是放療和吃藥。”

根據王昆回憶,汪剛才進醫院時,“滿腦子的想法”,以為只靠著吃藥就能緩解疼痛。但他的病灶已骨轉移,傷及神經,王昆給他打了骨水泥,進行粒子植入手術,他的症狀才慢慢緩解,也避免了截癱的命運。

“我還有好多事兒沒干呢,這不著急嘛。”汪剛說,他還想著跟親友一起出門遊玩拍照,再給自己辦一個攝影展,將作品集結成冊出版。只要不疼,他有時就不覺得自己是個癌症患者,“就是左腎沒了,但別人看不出來”。

姑息鎮痛

與前一次疼痛相比,汪剛的第二次入院,痛點少而集中,但疼痛時間長。王昆給汪剛安裝了鎮痛泵。每次一疼痛,汪剛只要一按鎮痛泵,就能緩解。

鎮痛泵是一種液體輸注裝置,能使藥物在血液中保持有效的鎮痛濃度,病人可自行按壓以改善突然出現的疼痛,符合疼痛患者疼痛存在的個體化差異,用更恰當的藥物達到更好的鎮痛治療。

劉慧龍說,如果藥物不靈,需要鎮痛泵甚至介入治療時,他們會建議病人去疼痛科進行更強力的鎮痛,“畢竟我們是所綜合醫院”。不過目前,腫瘤專科醫院中,專門的疼痛科還並不多見。包括復旦大學、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在內的全國五大腫瘤專科醫院中,只有天津市腫瘤醫院專設了疼痛科,擁有獨立病房。

1994年起,王昆從麻醉科醫生轉行做疼痛治療,很快遇到瓶頸:有些病人服藥後食慾下降,甚至便秘,亟待解決;鎮痛之餘繼續抗腫瘤治療的可能性,也需要評估。而這些,都遠超出他的知識背景,需要多學科合作。“做癌痛鎮痛的醫生,最好什麼腫瘤知識都要懂點。”王昆說。

如今,他還兼任醫院營養科的主任。采訪當日門診結束後,他就風塵僕僕地奔赴北京開會,那是一個關於腫瘤病人膳食製作技術的比賽。王昆說,他要去看看對方如何為腫瘤病人調解膳食。一個麻醉學背景的醫生為何還研讀營養學?王昆說,這是因為他見過無數癌痛患者,被送來時骨瘦如柴,得先調養身體。

這些都與未及時鎮痛有關。王昆的同事說,他業餘生活豐富、愛好很多,是個很會享受生活的人。而王昆卻說,自己“每天都是負能量,心理如果不強大,早就抑鬱了”。問及印象最深刻的病人,他說很多,但最難忘記的還是一個腫瘤切除手術後切口疼痛難忍的病人,在最疼時直接了結了生命。“這個病人也促成了我們一次技術上的進步。”王昆說。2010年,他還專門向醫院申請編制名額,招聘了一個心理學博士做科室專屬心理醫生,至今已有8年。

由於收納了很多晚期癌症患者,目前的疼痛科收入偏低,也面臨人才培養和引進的難題。因為在病人臨終階段,王昆的很多鎮痛技術都用不上了,只有簡單吃藥鎮痛,讓病人走得不那麼痛苦,“很多時候這是病人臨終前能做的唯一治療”。

汪剛對床的林源,罹患肺癌晚期,下身截癱,剛來時連躺下都困難。他的家屬一直敢沒告訴他真實病情,在記者采訪病情時眨眼使了個眼色。後來家屬私下說,他的病情不容樂觀。

56歲的林源來自當地農村,一生辛勞,打過零工,干過保安。家人只盼他能堅持到三月後——他做護士的女兒預計於那時分娩,他將成為一個爺爺。因為這,也為不讓他擔憂治療費用,家人選擇了隱瞞病情。

間歇性的聊天間,林源一直平躺,身旁擺著一個鎮痛泵。他說按一下這個,就不會那麼疼了。他還期待著能把下身癱瘓治好,做一個相對健康的爺爺。王昆說,他的下身已很難治癒,但疼痛可控,“當時送過來太晚了”。

按照王昆的估計,林源的壽命有2~3月至2~3年不等。如果不出意外,他能親手抱一抱自己的孫輩。林源也十分期盼著他成為爺爺的那一天。講到這裡,他瘦得發黃、骨骼分明的臉上滑落了幾滴淚水。

在醫生們看來,鎮痛治療不僅是一個醫學問題,也是一個人文關懷和社會問題。

天津市腫瘤醫院疼痛科的心理醫生管冰清說,與其他病人相比,癌痛病人所受的身體折磨和功能障礙都更大,“有很嚴重心理問題的可能性更大”。

例如“因果論”,患者們會想“為什麼是我遭這個罪”;“無價值論”,即愈發覺得自己沒用,成為家人的累贅;還有“思後論”,有的很恐懼死亡,有的會不停地思考死亡和後事等等。

除運用專業知識定期干預外,管冰清的主要工作內容之一,就是評估病人的自殺風險。每日,她都會找病人聊天。她發現,如果疼痛問題能解決,生活質量有保障,很多病人是不會恐懼死亡的,覺得多活多賺,甚至會坦然安排後事。

劉慧龍至今對一個病人印象深刻。十幾年前,當他剛研究生畢業來到陸軍總醫院不久,遇到過一個胰腺癌晚期的老人。老人住院就是為了緩解疼痛,此前在北京某大醫院診治近三月,始終未能控制住疼痛。女兒說,兩三個月來,“媽媽就沒睡過安穩覺”。

劉慧龍一看,此前醫生並未按照“三階梯”用藥,而使用了最輕量的止痛藥。於是,他給了老人開了一片10mg的硫酸嗎啡緩釋片。老人吃完後,直接從下午5~6點睡到翌日11點。她醒來後對劉慧龍說:“我這輩子就從來沒睡過這麼香的覺。”

自那之後,老人疼痛控制了,也能吃飯睡覺了。解決了最大難題,她對劉慧龍表現出了巨大信任,也不再恐懼死亡。用女兒的話說,就是“連後事咋准備,都想要咨詢劉醫生”,劉慧龍一度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四個月後,老人安詳離世。女兒為此專門拜訪劉慧龍表示感謝,兩人聊了兩個多小時。女兒說,一家人後面都知道這病不可能治好,但接受不了老人天天的聲嘶力竭和痛苦。

“姑息鎮痛,解放的不僅是病人,也是家屬。”王昆說,家屬如果看見病人痛苦離世時,可能會留下一輩子心理陰影。“為什麼有種說法叫‘夫妻得癌’?或許就是丈夫患癌時妻子的身體勞累和心理痛苦導致的。”

李海蓉至今就覺得,她的癌症就是丈夫得癌時落下的病根。不過,如今她已看開了,不再有自殺念頭。她覺得這對兒子們不負責,會讓他們背負很大的心理壓力——30年前那位同事的母親自殺後,同事多年來都一直內疚、未想明白,30年後還時常問她:“你覺得我媽媽為什麼會自殺?”

汪剛也在為家人著想。他說自己一直有心理顧慮,時常找管冰清聊天。從正處級幹部到臥床病人的巨大落差,讓他覺得自己成了個累贅。為了盡可能不耽誤女兒工作、讓她分心,疼得再厲害,他也不在女兒一家面前表現出來。

采訪這天,他家人都沒在身邊,他自己花了每天200元的價格雇了一位男護工照顧起居,負責吃喝拉撒睡等等。前一天,女婿剛剛來病房看過他,問他病情如何,是否還疼。汪剛躺在病床上,笑了笑說:“沒事兒,我還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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